此文最早发表于2016年4月。
和颐酒店那名年轻女子被陌生男人往外拖时,同住酒店的一位女子伸手拉住了她。正是这一拉,她才得以脱身。当时保安也在场,一位清洁工劝过几句,可真正拉了她一把的是另一位住客。事后酒店用了「非常遗憾」四个字。读到这里,我更想知道:在她最需要有人伸手的那一刻,在场的人各自在顾虑什么?
我读到这里,也问了自己一句:要是我在场,会不会上前?怕碰上骗局,怕帮了忙反倒说不清,也可能只因有人说了句「他们是两口子」,便以为这事不用旁人管。可那时被拖走的人就在眼前,她已经在求救了。
同一间酒店,有人上前拉住了她,有人站在一旁。只说谁勇敢、谁怯懦,还少问了一件事:一个素不相识的人上前帮忙,有什么理由相信,事后也会有人为他主持公道?
平等的正义
在中国,各种碰瓷手段层出不穷,设局的人固然十恶不赦,但这些人前仆后继冒着伤残风险碰瓷必然是受到了制度激励的,有时候看起来这种激励机制比年薪制还要有效。很遗憾,给他们勇气的恰恰是我们的法律:机动车撞人,即使行人全责,机动车也不能免责。这种看似公平的法律,其实有违公平。机动车的所有者和行人在财产权利上是平等的,但过于保护行人的法律打破了这种均衡,在民众素质还没有到自觉不作恶的阶段之前,各种碰瓷是经济上的合理选择(道德上当然很无耻)。大面积正义感的缺失通常是不良的激励机制造成的。
交往中的意思自由
可能与很多人的直觉相反,性侵犯主要发生在熟人之间,在美国这一比例是71%,在中国是63%,这其中,大约有40%发生在女人熟悉的地方。两个人彼此认识,事情发生在熟悉的地方,都是当事人可能遇到的情形。
两个人认识多久,旁人往往说得清;当事人愿不愿意,却只有她自己能说。她已经说了不愿意,对方便该停下来。即便一时听不清她的意思,也该先问清楚。
回到酒店走廊,那名女子已经在挣扎、呼救。旁人未必知道两人的关系,却听得见她要人帮忙。若一定要她先证明双方素不相识,等事情弄清楚,人恐怕已经被拖走了。
在一些发达国家的法律实践中,当事人的意思成为判断案件性质的重要依据,弱势一方的意思表达尤其重要。在很多案子里,弱势一方需要的只是事情已经发生的证据以及她自己并不想这样的意思表述。这样的价值取向固然有制造冤案的可能,但从表达意思自由的角度来看无疑是必要的。
有人当街殴打配偶、伤害孩子,旁人上前劝阻,常会听到一句「这是我的家事」。可一家人的身份,并不能让眼前的伤害变得无关紧要。在酒店走廊里,只消有人把事情解释成家庭纠纷,就可能让本想帮忙的人退开一步。
电影《刮痧》中,在美国居住的华人家庭因为给小孩子刮痧导致父亲被认定为虐待孩子剥夺监护权。中国人想表达的是,亲情大于法,没有什么比得了亲生父母监护,美国人想表达的是孩子的自由是第一位的,不称职的父母没有资格做监护人。
我珍惜中国人待人的那份宽容,也盼着有些事能讲出清楚的道理。一个人表示拒绝,旁人肯不肯当真?一个人受到侵害,能不能得到同样的保护?道理若是想明白了,总得有人先照着做。酒店里那位伸手拉人的住客,做的就是这样一件事。我只希望,往后不必总等悲剧发生,才肯承认这一步原该迈出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