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载微博长文,2015 年 7 月 21 日)

邻国

说要去越南,别人的反应通常有两种:羡慕,或同情。

2011年在印度培训,午饭常在下午两三点,晚饭要到八九点。头几餐我还不习惯用手抓饭。同桌的马来西亚同学吃得自在,越南和蒙古来的同学跟我一样,还有些不习惯。一桌人刚见面,倒是从怎样吃这顿饭,慢慢熟悉起来。

后来培训地点移到日本,学校在东京郊外,距最近的火车站也有五六公里,没有公交,出行只能步行或打车。日本人平时加班,周末反而闲了下来,学校便不安排餐食,发伙食补贴让大家自行解决。我倒觉得这是好事——拿着日本人的补贴去看日本的风景、吃日本的饭,本身就是一种乐趣。为了省时间大家搭车出行,为了省钱便互相招呼同行。最爽快的总是马来西亚人和蒙古人,而始终坚决不去的,是那位越南同学。他说:「出去一次的花销,够我在家生活半个月,这钱还是省下来吧。」我这才意识到,这个邻国的收入,比我想象的低得多。

交通

从北京飞河内,直航班次不多,多数要在香港或广州中转,且中转航班多是超小型支线飞机,飞行记录也证明它们不太靠谱。好不容易订到越南航空的中型机票,领导宽慰我说,越航是新公司,机龄短,不用担心。事实也证明,越航无论飞机状态还是服务,都让人满意。

起飞前,空乘只做了常规安全演示,之后便落座,既不反复提醒关手机,也不再三叮嘱扣安全带——仿佛这些都是乘客理应知道的事,不必把人当作第一次坐飞机的孩子来对待。想来航空公司的很多规定,未必都出于真实的安全需要:土耳其航空要求登机前必须关机,日航却允许飞机平飞后开机,而如今已有航空公司开通机上 Wi-Fi,足见所谓无线电干扰,远没有某些公司说的那么可怕。越航的座椅也出人意料地宽敞,并没有因为国家收入水平较低就缩减座位空间。座椅宽窄或许只是几厘米的差距,却直接影响乘坐体验——能在这个细节上认真对待,说明这家航空公司的理念并不落后。

从广州飞河内只需两个多小时,大部分时间都在中国境内飞行,过了广西上空,距河内已不足百公里。我对同行的人说:「一百多公里,炮兵都打得到,当年为何要打得那么艰苦。」前排一名男乘客回头看了我一眼,我想到某个词,立刻闭上了嘴。

在河内上空俯瞰,城市与村庄的轮廓清晰可辨。大多数村庄沿公路或河道线性分布,没有纵深,公共设施的匮乏从空中便隐约可见。后来下到农村参观,果然,除了几处教堂,几乎看不到任何公共服务设施——当然,我只到过一两个村庄,不敢以偏概全。

从机场进城走的是一条新高速,有些路段尚未完工。接送的是一辆丰田越野车,路上车辆稀少,走得平稳流畅。进入市区后,景象骤然一变——摩托车潮水般涌现,每一次信号灯切换都像决堤,摩托车呼啸而出,汽车在其间穿行,像漂在河上的船。没有警察维持秩序,也几乎听不到喇叭声,司机们凭着惊人的判断力驾驭着这片混沌:车与车之间擦肩而过,汽车司机神情自若,摩托车骑手头也不回,若无其事地继续前行。

在河内,出租车偶尔能在酒店门口见到,一上街,眼前几乎都是摩托车。有人一边骑一边低头看手机。我见过最叫人捏把汗的,是一位女士在车上脱了鞋又穿好,速度一点没减。许多骑车人穿着防风外套,戴着口罩。等信号灯一变,这一大片车子转眼就过了路口。

河内街头的摩托车清一色是燃油车,不见任何电动车,粗略估算八成以上是日系本田。越南邻近南海,石油丰富,汽油价格自然低廉——虽然对中国人来说,似乎哪里的油价都比国内便宜。

河内街头

越南人

出发前说起越南,我能想到的多半是战争。到了河内,开会有人接待,出门得找路,记住的便是一些在地图和历史书上读不到的小事。

在河内问路,碰上彼此听不懂的时候,比手画脚也有不管用的时候。有一位陌生人索性骑上摩托,陪我们走了几百米。到了能把路指清楚的地方,他才掉头回去。我没听懂他几句话,回去的路却记牢了。

来之前认识的那位越南同学,我一直记得他算过的那笔账:在日本出去玩一次,抵得上他在家里半个月的花销。再说起这个邻国,我能想到的人,如今又多了一个骑摩托车为我带路的河内人。

语言

我住的酒店在河内只算中上水准,换作北京,类似档次的酒店接待外宾往往捉襟见肘。但这里的服务员基本英文对话不成问题,服务态度也很周到。后来辗转其他地方,无论餐厅还是酒店,能用英语交流的员工都不少见。

这一路遇到的接待人员,有人能用英语交谈,有人还会中文。几种语言在同一次参访里来回转换,有意思的地方,常常在一个词上。

一次农村参访中,当地人用越南语介绍情况,我听不懂他们说什么,只觉得那音节听起来很像粤语。其中有一段提到「龙头企业」,英文翻译跳过了这一段,我便问她是否不知道该怎么译,她有些惊讶地看着我:「对,怕翻成 dragon business 你们会听不懂。」我说,「龙头企业」至少中国人是懂的。当然,翻译的处理本身没有错——逐字直译,不过是拙劣翻译的惯常做法。

会场上的同声传译让我印象很深。他连续工作一天半,几乎每个句子都传达准确,前后语意连贯,时间上只滞后半句话。在国内,能把原意准确传递七成的同传已属难得,这位的准确率,我估计在九成以上。

国内时常有人感叹:全民学外语,究竟有多少人真正用得上?用不上,多半是因为根本没学好,怪不到外语本身。放眼国内,除了顶级酒店,绝大多数中高档酒店的涉外接待能力相当有限。外语是认识世界的工具,再出色的翻译,也无法替代亲身的直接感受。每个初到越南的中国人,大概都会油然而生某种优越感——我们经济更发达,我们更开放。经济更发达,这一点没有疑问;但谁更开放,就很难说了。

美食

越南饮食有东南亚的鲜活气息,食材新鲜,口味层次丰富,偶尔借重咖喱,但筷子、春卷、米粉这些元素,却透露出与中国饮食文化的深远关联。海鲜在越南餐桌上占据重要位置,虾蟹鱼贝,多取自南海。

肉食的处理,是我觉得越南烹饪的短板。肉皮不经处理,以我这种惯于大口吃肉之人的牙口,也觉偏韧。宁平省号称越南羊肉最佳之地,但端上桌的味道,与新疆羊肉的鲜香相比,还是差着一截。香茅、柠檬草、薄荷、辣椒是越南厨房最惯用的调味,几乎每一道菜里都能找到其中一两种。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用各式香草炖制的鱼——肉质细腻鲜美,香料的气息恰到好处,只是在旁边静静地衬托,没有任何喧宾夺主的意思。

人对食物最难摆脱的是偏见。在东北生活时,我听过也深信过一个说法:水越冷,海鲜越好吃,南方的带鱼、黄鱼、鲍鱼、海参,都不及渤海和黄海北部的货色。山东人也这样讲。后来走的地方多了,宁波舟山的海鲜、广州南海的水产、长江流域的江鲜河鲜,各有各的风味,各有各的道理。对美食的追求殊途同归,不同的只是方式。以当地人的心态去体验当地的饮食,自然会多些快乐,影响我们口味的除了味蕾,还有心态。

价格

按各项经济指标来看,越南的收入比中国低得多,理应推断物价也会低得多——但想象不等于事实。河内一家小冷饮店的椰子和榴莲,价格与北京超市的标价差不多。这些越南本地出产的水果,品质当然比北京好,但卖到这个价位,让我一路都在怀疑自己在被「宰客」。后来结算酒店房费,每天将近八百元,一块 iPhone 6 Plus 那么大的牛排要三百元——我这个自认为的中国土豪竟没舍得点。这在北京、上海已经是高档四星酒店的价格,放到中国二线城市,甚至可以对标国际连锁五星级。服务价格往往比商品价格更能说明问题。

越南也有 iPhone 6,同行有好事者去看了一下价格,说如果便宜就带几个回去——中国人真是世界经济的救世主。结果按汇率折算后,价格与国内相差无几。越南朋友很多都在用 iPhone 6 Plus,不知道他们如何跨越工资与手机价格之间的那道沟。iPhone 代表的是一种时尚姿态,买不买早已不是纯粹的经济问题。加上中越之间实际收入的差距,可能没有人均 GDP 数字显示的那么悬殊,越南人用 iPhone,其实并不奇怪。

河内的房价折合人民币在一到两万之间,相对于 iPhone 倒不算高,但相对于当地收入,还是明显偏贵——毕竟买房主要看经济实力。想起中国人均 GDP 与越南今天水平相当的时候,大约是 2003 年前后,北京的房价还没有这么高。越南还有一些连同土地一起出售的房屋,永久产权,价格要高出几倍,但卖掉的人极少。

越南的经济发展战略与东亚大多数国家类似——政府人为做大做强某些产业,以参与国际竞争的方式拉动整体经济。这种模式好处和代价都很明显:特定产业迅速成长,经济指标随之改善,但其他产业同时遭到压制,一个国家本该有的均衡经济结构就此被搁置。如果政府决策质量跟不上,最终的利弊就很难算清楚了。经济结构可以被扭曲,但消费习惯难以被扭曲,因此与消费相关的价格大多居高不下,尤其是房价。这种逻辑并非越南独有——从东京到北京,从河内到莫斯科,国情各异,但背后的原因大同小异。

胡志明

越南到处悬挂胡志明的塑像和画像,普及程度大约相当于国内关公、财神与招财猫的总和。塑像多为半身像,或是一手指向某处的站立像;画像则与马恩列斯毛的风格一脉相承。还有一种是一群幸福的孩子簇拥着伟大领袖的宣传画,领袖脖子上还系着红领巾。

人民币上印的是毛主席,越南盾上印的是胡志明。在越南,我有时盯着面额带着六七个零的越南盾出神:如果能把钱上的胡主席换成毛主席,我的人生梦想就实现了。